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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儿童文学彰显更加丰厚的民族性(下)

分类:文艺评论  2018-09-12 09:25:03  来源: 内蒙古日报   热度:
蒙古族作家韩静慧的长篇小说新作《赛罕萨尔河边的女孩》,写草原上的蒙古族女孩宝迪,懂得父亲定要将祖传擀毡工艺传下去的心思,牢记母亲将擀毡工艺做得有条不紊的执著,一切,都满含着亲切的温情、执拗的护爱、稚拙的尊严。

  蒙古族作家韩静慧的长篇小说新作《赛罕萨尔河边的女孩》,写草原上的蒙古族女孩宝迪,懂得父亲定要将祖传擀毡工艺传下去的心思,牢记母亲将擀毡工艺做得有条不紊的执著,一切,都满含着亲切的温情、执拗的护爱、稚拙的尊严。于是作品就在祖传手艺不传女孩的氛围里写“丫头片子就是树上的鸟”“调动援兵的鬼丫头”;写破传统学擀毡的过程为“偷艺的快乐”;把不紧不慢地剪羊毛写成“给小羊脱衣裳”,竟把宝迪学擀毡写得如诗如画,把宝迪的执著写得如痴如醉。而这都是因为女作家对本民族传统手艺的热爱,对执著学艺的草原女孩宝迪的关爱,对民族手工艺在传承中光大的挚爱。在这深深爱意的抒写中,又自然地写到旧时代草原擀毡匠的屈辱和苦难,也由此写出了蒙古民族发展中的另一面,抵进了民族生存的本质性、民族性格的独特性和审美的深沉性。如此厚重的情感性抒写,自然地深化了儿童文学民族性的蕴涵,也天然地强化了儿童文学民族性的情致,更显示出情感性融于民族性的艺术生命力。

  哈萨克族作家阿瑟穆·小七的连缀散文新作《唯有解忧牧场》,满怀深情地讲述着当下哈萨克牧人家的大人、小孩在新疆阿勒泰解忧牧场上的天然天真、自由自在、开放开心的日子,毫不张扬地描述了生活在牧场上的哈萨克新一代儿童旳活泼、朴实、纯真的性情。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今天,“有意思的邻居们”所呈现的这一份真切的赤忱和厚道,“有灵性的动物们”所展现的这一处深沉的忠贞与和美,不仅为女作家所钟情,也为所有人所钟爱。情的共振、心的共鸣,使作品中丰厚、美妙的情感性完完全全地洇漫在此时此地独一无二的儿童文学民族性、地域性之中。更为独特的是, 作品中所写的一个个儿童,虽是本民族中最普通、最平常的,却因为女作家讲述的真挚、描述的真诚,使那些普通的、琐碎的细节显现出人性的高贵、童情的稚真,使那些平常微小的细部表现出气度的非凡、童心的圣洁,这当然是各民族人民都珍爱、都喜欢的。如那篇《我只是找我的羊》,写有一天,整天伺候羊群的努尔旦老爷爷丢了一只羊,他发疯似地跑遍周围所有的毡房,无休止地瞅着附近各家的羊圈,寻觅着、唠叨着、诅咒着。各家的人都体谅老努尔旦的心情,都任由他查看。等他走到小别克家,继续说着羊“一定是被人偷走了”的话时,小别克竟认真地拿来自己的大书包,掏出校长授予他为“诚实之星”的奖状、奖品,小别克拽住他的坎肩让他看这些东西直到把他拽倒在草地上。老人“找我的羊”的较真,小孩“绝不偷羊”的认真,让人会心地笑出来,又悟出哈萨克儿童思想情感的高尚和品德行为的高洁。

  作品《这把斧子不错》,写小别克父亲在毡房前空地上劈柴,4岁的小别克学父亲,拿一把塑料斧子劈青草。他见父亲累得满身大汗直喘气,自己却不累,就以为自己拿的是一把“魔力斧子”。小别克就把“魔力斧子”借给父亲,好让父亲劈柴时轻松些。父亲没有意识到这些,把“魔力斧子”踢到几米外的柴火堆里。晚上,小别克认真问起用“魔力斧子”怎样,父亲才认识到儿子的爱,赶紧点起蜡烛找回这把珍贵的“魔力斧子”。一把塑料玩具斧子很轻的,小别克的纯真爱心很重的;一件日常小事一点不起眼,小孩子的圣洁亲情却是美好心灵的根。阿瑟穆·小七抒写的哈萨克儿童的美好心灵,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血脉相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作品中活泼泼的情感性,为发展着的儿童文学民族性注入了艺术的生命力量;儿童文学民族性因民族情愫的滋润、儿童情思的滋养、时代情绪的滋蔓而鲜活永恒、生动永远、美妙永在。小七作品中,对哈萨克儿童小别克的种种讲述和描述,巧妙地昭示哈萨克民族精神的不同方面,也更证明了情感性之于儿童文学民族性的本质意义,之于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永恒意义。

  显然,阿瑟穆·小七以其对于本民族儿童心灵从始至终的关注,在创作中有意无意地避开城市和时尚、隔开喧嚣和浮华,寻找一份宁静,追求一种纯净,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助、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依存,构成一幅幅原始本真、暖彻人心的画卷,表现出哈萨克儿童在旷远、寂寥牧场上的快乐成长,有着难以想象的欢悦,也有着意想不到的艰辛。应该说,小七接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救救孩子”的脉络,赋予其新时代的民族、地域文化的意蕴,也无拘无束地将自己的艺术个性、风格色彩洇染其中。

  三

  在好的民族儿童文学作品中,儿童文学民族性是一种必然的存在。它,虽然包含了内容、形式各方面的元素,最终却必定是以饱含民族生活汁液的民族化的儿童文学语言来表达、表现,这样作品中就有一丝丝本民族独有的情味、情韵流淌出来,有一缕缕本民族的气息、气势传播开来,有一种独特的民族味儿在,有一种独特的民族品格在。这就自然地形成为民族儿童文学中隽永、优美、雅致、流畅的深切的诗性。凝聚的民族情愫、凝练的儿童情思、凝结的时代情韵,令人体会到儿童文学民族性的所在。

  几位民族女作家,从小生长在旷荒故土——宁夏贫瘠的西海固、内蒙古严寒的喀喇沁、新疆遥远的阿勒泰,她们与小说中儿童人物的精神之根皆深深地扎在民族的故土中。这样的人生体验使她们对当代中国民族地区的社会变动有着自己的判断,他们对民族儿童成长的书写无疑是真实存在的社会图景的一部分。在当下的民族儿童文学写作中,执着于书写民族故土上儿童的作家愈来愈少。从这一意义上说,她们的创作就具有了某种文学史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在创作中将新一代人的言行举止抒情化、诗意化,使民族儿童快乐成长背后的艰难、艰辛都变得明朗、明亮而充满希望,民族儿童文学中的诗性也就变得更加深沉、更为深切。就这样,马金莲把回族家庭中儿童的向往、心愿写成了一首心怀大志、一往无前而又饱含热泪、无限温情的成长“史诗”。韩静慧则把广袤草原上女孩生命中的“苦”和“难”史诗化,更把女孩承扬草原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现代文明的进步理念,在学习擀毡中革新关键工艺、创新艺术图案写成一则敬畏祖传、敬重创造而又敢破陈规、敢为人先的励志“史诗”。而阿瑟穆·小七的创作又是极为个性化的。她把阿勒泰解忧牧场上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的库齐肯奶奶,厚道唠叨而总爱多事的努尔旦爷爷,以及那个天天向上、事事认真的小孩子别克写成一部人与人友爱共处、和睦相助,人与动物友善同存、和美相依的生活“史诗”。在民族儿童文学仍然薄弱的当下,民族女作家们为我们展示了诗性儿童文学的表达空间到底有多大!她们所写,虽然不是历史变革中的大事件,但她们以犀利和尖锐切割下民族历史特殊时段中那些最富诗性的民族儿童人物和故事,又以机智和灵动放大了这些民族儿童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在整个故事的叙述中充满了温馨的抒情意蕴,贯穿着浓郁的抒情特质,一如那些宏大而广阔的史诗!读她们的新作,令人感受到她们着意于对新一代民族儿童内心世界的逼视与揭示,是对他们人格力量的正视和宣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故事与情感,在心灵之光的烛照下,艺术上熠熠生辉;在人格之力的促动下,思想上冉冉升华。诗性,一经儿童文学民族性的熔铸,就使作品变得更具深度和力度。儿童文学民族性,有了诗性的融入,也就令人感觉到寒暖自知的温度、感触到俯仰自如的高度。深切的诗性,使儿童文学民族性从理论概念中解脱出来,真正显示出它的艺术生命力。

  当然,民族女作家的诗性创作不止于此。新人新作的出现是更为重要的。如广西苗族青年女作家杨彩艳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我们的童年谣》,以儿童“我”的视角,写会唱好听歌谣的童年玩伴阿湘和她的一家人——会讲好听故事的阿湘爸、梳着好看长发的阿湘妈、百般宠爱孙子的阿湘爷爷、全家呵护却患了怪病的阿湘弟弟。在杨彩艳平实、平常的书写中,这一家人个个鲜活鲜明、可亲可爱,却个个早病早逝、可怜可悲。作品中,叙述这一家人贫病交迫的悲苦命运,描写乡人迷信巫术的悲凄遭际,铺陈周围世态炎凉的悲切现状,表现“我”负疚自责的悲戚心情,以民族儿童稚真的体验、体察,真切地折射出社会变革中被遮蔽的另一面,反映出有社会责任感的民族女作者的忧患意识。作品以“我们的童年谣”为线索,灵动地将一个个故事片段串连起来,巧妙地使之连贯成一种诗性的表达。诗性的美浸渍了民族村寨的贫穷、落后,在黯淡中透出光亮,忧伤中饱含希望。

  民族女作家儿童文学新作,还有如云南丽江纳西族作家和晓梅的中篇小说《东巴妹妹吉佩儿》、内蒙古达斡尔族作家晶达的中篇小说《塔斯格有一只小狍子》、湖南凤凰苗族作家刘萧的短篇小说《三生有幸》,还有如辽宁满族作家王立春的童诗集《梦的门》等等,这些作品中深切的诗性,反映了她们深广的儿童文学情怀,表现出她们作品中深沉的情感容量,以及对民族历史进程的深层思索。(张锦贻)

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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