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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丝绸之路及其贸易往来

分类:草原往事  2019-05-26 13:30:26  来源: 内蒙古民俗网   热度:
驿道路网打通了元朝首都与亚欧各地的联系,使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的沙漠绿洲路再次活跃起来。


  驿道路网打通了元朝首都与亚欧各地的联系,使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的沙漠绿洲路再次活跃起来。

  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渭水流域经陇右、河西、西域进入中亚、西亚,远达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网。这片广大地区多为大沙漠,点缀着众多绿洲,串连起东西方贸易的交通网络,被称为沙漠绿洲之路。在海上交通没有发展起来之前,这是沟通东西方贸易和交流的主要通道。这个交通网络联结着众多国家和政权,其中某一个政权发生变乱,便会影响到整个局势。

  中国隋唐天下统一,西方出现了统一的阿拉伯帝国,两大帝国都从丝路贸易中获利,也为维护丝路交通作出了重要贡献。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人占领陇右、河西,阻碍了唐朝与西域的联系。公元10世纪后,唐朝瓦解,阿拉伯帝国走向崩溃,亚欧内陆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致使汉唐以来的沙漠绿洲交通网络遭到破坏。五代两宋时利用沙漠绿洲路进行的交流活动大大减少,规模大不如前。

  至元代,这一局面得到了改变,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东西方贸易往来呈现出新局面。为了保证交通畅通和信息快速传递,元朝建立了快捷的驿站传讯系统。忽必烈时期,元朝就建立起从蒙古本部通往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的驿道,从山西雁门至别失八里置30个新的驿站,伊利汗国把中原地区的驿站制度推行到其境内。元朝与各汗国都在交通大道上置护路卫士,颁布保护商旅的法令,维护路途的安全。驿道路网打通了元朝首都与亚欧各地的联系,使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的沙漠绿洲路再次活跃起来。

  畏兀儿人列班·扫马是最早游历西欧的中国人。这位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迁居大都附近修行,赴耶路撒冷朝圣。他经今宁夏银川,新疆和田、喀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伊朗呼罗珊至伊利汗国的马拉加,奉阿鲁浑汗之命出使罗马教廷和西欧诸国。他的出使也使得教皇和西欧国王多次派使节和传教士来中国,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东来,也曾途经沙漠绿洲路要道撒马尔罕。

  欧洲与中国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空前兴盛

  13世纪上半叶,成吉思汗之孙孛儿只斤·拔都建立钦察汗国。钦察汗国虽然在当时已成为独立的王国,但一直对蒙古大汗称藩,接受大汗册封,双方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关系。例如,蒙哥之子昔里吉背叛,劫走皇子那木罕,送到与海都联盟的钦察汗国拘留。脱脱蒙哥嗣位,那木罕被放回。脱脱蒙哥和秃剌不花在位时,领有黑海北岸地区的宗王那海操纵汗国大权。脱脱汗即位,恢复了汗权,出兵协助元朝攻打察合台后王笃哇、窝阔台后王察八儿,使之归顺元朝。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遣使册封脱脱汗为宁肃王。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脱脱汗去世,其侄月即伯嗣位,第二年元廷遣使册封。月即伯汗在位时,钦察汗国达于极盛,并与伊利汗、埃及等国通好,对外贸易兴隆。钦察汗国地处欧亚草原地带,沟通了中国与西方的交通往来。由于钦察汗国的中介作用,欧洲与中国之间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空前兴盛,钦察汗国都城萨莱城是中西间交通的重要中转之地。

  1245年(时为南宋淳佑五年),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奉教皇之命出使蒙古,先经孛烈儿、斡罗思至萨莱,谒见拔都汗,再穿越里海和咸海以北草原,进至准噶尔盆地,折入蒙古高原,抵达哈拉和林附近的昔喇斡耳朵,受到贵由汗接见,又带着贵由汗致教皇的信由原路返国。教皇使节阿塞林经过草原路到达黑海以西蒙古将军拜住的营地,返回时蒙古使节薛儿吉思随同到了意大利,谒见教皇。蒙古将军野里知吉曾到塞浦路斯岛谒见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路易九世派安德鲁出使蒙古,在叶迷里河行宫受到摄政的贵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接见。路易九世派以卢布鲁克为首的使团出使蒙古,使团经君士坦丁堡,渡过黑海至拔都营地,经由草原路到达蒙哥汗的斡耳朵,第二年到哈拉和林,回国时再经草原路回到塞浦路斯。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经草原路前往汗廷拜见蒙哥汗,从都城息思(今吐耳其科赞)出发,通过亚美尼亚本土和德尔本特关口到达拔都汗帐,拔都遣他赴哈拉和林。海屯离开拔都营帐,渡乌拉尔河、额尔齐斯河到达大汗营帐。历史上中国与欧洲间的交往从来没有如此频繁。

  元朝继承并完善了唐宋以来的对外开放政策,在政治上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在经济上积极开展海外贸易

  1279年,蒙古人灭亡南宋,完成全国统一,此后逐步与东南亚各国建立联系,发展海上贸易,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先民很早就有航海活动,汉朝使节经南海西行已经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但受到航海水平的限制,直到唐中叶,中西方之间的交通主要还是依靠陆上丝绸之路。唐朝中后期,沙漠绿洲路遭到阻隔,海上丝绸之路日益兴盛。宋朝特别是南宋,主要依靠海上交通与域外交往,海路遂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主要交通线。

  元朝继承并完善了唐宋以来的对外开放政策,在政治上加强了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在经济上积极开展海外贸易,使海上丝路进入鼎盛时期。俱兰在印度西南端,元朝遣杨庭璧出使俱兰,东南亚、南亚国家相继向元朝派遣使节,元朝掌握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渠道。自此,从中国驶往印度洋的航路畅行无阻。

  元朝时期,中国的航海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马可·波罗这样记载中国海舶,“各有船房五六十所,商人皆处其中,颇觉宽舒”“有二厚板叠加其上……然后用麻及树油渗合涂壁,使之绝不透水”“海船舶上至少应有水手二百人,盖船甚广大,足载胡椒五六千担”。《伊本·白图泰游记》云,“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交通,皆操之于中国人之手。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士兵四百人”“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兴克兰(广州),每船皆四层,公私房间极多……无不设备周到”。

  元朝与海外诸国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各种文献中记录的与元朝有联系的国家和地区达200个以上,远达非洲东北部沿海地区。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的交通往来常常利用海路,例如勃罗奉命出使伊利汗国,经海路至忽鲁谟斯(又作忽里模子),然后经陆路北上。元代航海家杨枢率“官本船”航行至印度和波斯湾从事贸易,回国时伊利汗合赞遣使者那怀等人随同赴元,杨枢又送其归国,后再次航海至忽鲁谟斯贸易。印度是中西间海上交通线上的中继站,从俱兰至伊利汗国的航线为元人所用,“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

  此外,中国与非洲之间的海上交通也进入新时期。大航海家汪大渊乘海舶出洋游历,到访了东南亚、南亚以至东非的许多地方。非洲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先到印度德里,德里算端派他出使元朝,他大约于1347年抵达泉州。元人绘制的地图上已有非洲大三角,说明元代人对非洲地理形势已有了较多了解。元代的海外活动发展了唐宋以来的航海事业,也为明代航海家郑和的伟大航海活动奠定了基础。

  随着中西方交往的加深,元朝对外贸易得到了空前发展,开创了中西方交往的新局面

  丝绸之路的发展为东西方交往和贸易提供了稳定、便利、安全的国际环境,丝绸之路沙漠绿洲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空前通畅,这些道路又是互相贯通的。东西方之间使节、商旅、僧徒、旅行者的双向流动络绎不绝,他们的身影和足迹昭示了亚欧大陆全面接触和互动的肇端,中国与欧洲从来没有如此接近。

  东来西往的行旅往往综合利用不同的道路完成自己的行程。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经草原路到蒙哥汗廷,西返时则由草原路入沙漠绿洲路归国。马可·波罗的父亲来东方经商,从威尼斯经草原路到萨莱,又从草原路入沙漠绿洲路东来,至元朝上都。忽必烈派他们出使罗马教廷,他们返元复命,从草原路入沙漠绿洲路,取道伊利汗国,经都城帖必力思(今大不里士)到波斯湾港口忽里模子,再经沙漠绿洲路过巴达哈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进入元朝辖境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经西域南道斡端(今新疆和田),过罗布泊至沙州(今敦煌西)。从河西走廊再入草原路,经宁夏(今银川)、天德军(今呼和浩特东)到达元朝上都。回国时则从泉州启程,由海路西行至忽里模子,再经沙漠绿洲路转草原路回国。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从威尼斯航行到特累比松,通过沙漠绿洲路历经西亚一些地方,从忽里模子航海到西印度港口塔纳,又经斯里兰卡、东南亚诸国到广州。从广州到北京,又经陆路从甘肃回国。蒙特·科维诺奉教皇之命入元传教,从罗马教廷到伊利汗国都城帖必力思,从此至印度,然后到中国。马黎诺里使团奉教皇之命来元朝,从阿维尼翁(法国东南部城市)启程,经草原路到萨莱,后经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在今新疆霍城县西北)抵达元朝上都。归国时先至泉州,航海西返。这些重要的交往活动都是旅行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客观形势随时作出的选择,这种道路选择的自由性反映了当时中西方交通的便利。

  随着中西方交往的加深,元朝的对外贸易得到了空前发展。元朝是当时的世界大国,又具有“天下一家”的思想观念,在经济上尤为重视商业贸易。蒙古国都城哈拉和林是一个国际性都市,东西方各国使节、商人、僧侣、工匠、艺人云集于此。忽必烈时以北京为大都,北京遂成为国际大都会、国际交通枢纽和亚欧贸易中心。从大都通向四方的驿道非常发达,元末明初历史学家危素在《送夏仲序》中记载:“四方之士,远者万里,近者数百里,航川舆陆,自东西南北而至者,莫有为之限隔。”元朝地理学家朱思本在《北海释》中载录:“西海(地中海)虽远在数万里外,而驿使贾胡时或至焉。”蒙古军队西征途中开路架桥,极大地改善了交通状况。到忽必烈时,已经建立了连通漠北高原蒙古本部与察合台汗国和钦察汗国的驿道。四大汗国的首都皆为东西方交通的枢纽和商贸中心,元大都与四大汗国都城之间有驿道相通,为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英国人克里斯托福·道森在《出使蒙古记》中写道:“军队过去之后,他们就把这条道路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西方和东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这一庞大的商业网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开展。意大利商人裴哥罗梯的《商业指南》记述了从英国到中国的商业通道、货物、关税和进出口状况、商务惯例、各国币值、度量衡制等:“据已历此途程的商人们说,从塔那至契丹的道路是完全平安的,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间。”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欧洲商人在当地就能买到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元代纸钞成为主要的货币,随着国际贸易向西方发展,13世纪欧洲和14世纪西亚北非的著作中都提到了元朝的纸钞。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西方交往变得十分便利,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元朝鼓励和支持海外贸易事业,为海商提供船只和本金,具有官私合营的性质。此外,元朝还制定了《市舶则法》,以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在泉州、杭州设市舶都转运司,使泉州成为著名的国际商港,以“刺桐城”扬名海外;又在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温州、广州等地置市舶司。中国丝绸、瓷器、铁器、药材等通过各海港大量运销海外,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和欧洲各地的特产如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等也由此输入中国,贸易规模远超前代,市舶税银每年达“数十万锭”。可以说,元代是当之无愧的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

  【参考文献】

  ①[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②柯劭忞等:《新元史》,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

  ③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④[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宵注:《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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